文/金透财经 赵乾坤  版权图片/微摄

2026年5月15日，杭州银行年度股东会在杭州银行大厦如期召开。12项议案全部高票通过，无一项被否决，一切看似波澜不惊。但在持股5%以下的小股东群体中，两项关于高管薪酬的议案引发了“意外”的反对声浪：关于制定《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小股东反对票比例达到9.5139%；关于制定《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反对票比例为9.5146%。这一比例，是杭州银行本届股东会上唯一的小股东反对票比例超过9.5%的议案。

629名股东及代理人出席，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0.52亿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90%，两项薪酬议案各自拿到了约1.22亿股小股东反对票。议案虽然获得通过，但这场以书面形式呈现的“无声抗议”，却将杭州银行推向了一场更值得审视的深层考问。

数据剖解：杭州银行的经营底色究竟几何？

要理解小股东为何在薪酬议案上“亮红牌”，首先需要审视杭州银行的经营基本面。

2025年是杭州银行“二二五五”战略的收官之年。财务数据显示，该行资产总额突破2.36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11.86%；全年实现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90.29亿元，同比增长12.05%。在资产质量方面，不良贷款率连续13个季度稳定在0.76%，拨备覆盖率达到502.24%，两项核心指标多年领跑行业，稳居A股上市银行第一梯队。

在行业息差收窄、竞争加剧的大环境下，这份成绩单的确堪称扎实。盈利能力持续提升，资产质量表现出色，风险抵补能力保持高位——杭州银行无疑交出了一份令市场满意的答卷。

然而，正是这份亮眼的成绩单，让薪酬议案的争议显得更具张力。当一家银行实现了良好的盈利增长，小股东为何仍然对高管薪酬表达不满？答案并不在“给低了还是给高了”的简单比较中，而藏在薪酬结构的深层肌理之中。

双轨之争：拆解杭州银行的薪酬“奇观”

杭州银行高管薪酬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双轨制”下形成的薪酬倒挂格局。这一格局，可以从三组数据中清晰捕捉。

第一组：体制内干部与职业经理人的三倍差距。 董事长宋剑斌2025年税前报酬76.25万元，党委副书记温洪亮66.84万元。二人的薪酬由杭州市地方国资部门管理，严格遵循地方国企限薪规定。而在另一条轨道上，时任副行长（2026年1月升任行长）张精科税前收入253.78万元，居全行第一；其他几位副行长薪酬集中在240万至250万元区间；董事会秘书王晓莉也超过了212万元。副手团队的薪酬与“一把手”之间出现了三倍级差距，形成了“副手超一把手”的倒挂格局。

第二组：历史对比折射出的制度悖论。 按照2024年及2023年财报数据，时任副董事长、行长虞利明年薪分别为75.31万元、82.36万元，与董事长宋剑斌薪酬水平基本一致。现任行长虞利明秉持了地方国资限薪的规定，但当副行长张精科被提升为行长后，按照同一套制度逻辑，其薪酬或将迎来大幅调整，这一结构性矛盾折射出“双轨制”的内生张力。

第三组：行业排名的“错位”信号。 2025年，杭州银行全体董监高税前薪酬合计2174万元，较上年下降约20%，但仍为建设银行、农业银行等国有大行的两倍多。在17家A股及H股上市城商行中，该行高管薪酬总额排第二，而前三名高管报酬总额高达748.81万元，位居城商行首位。更值得玩味的是内部结构的分化：董事长薪酬在城商行中仅排第13位，但职业经理人团队的高薪被推至城商行之首。这种“内部倒挂”与“外部领跑”并存的形态，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争议的显性度。

资本之问：小股东为何投下反对票？

小股东的反对票，并非源自对杭州银行经营成绩的否定，而是对利润分配格局的深层关切。这种关切背后，暗含三重逻辑。

其一，对“牌照价值”与“个人价值”之辨的敏感性。 杭州银行作为国有背景的城商行，其盈利离不开金融牌照的政策红利、区域市场的深耕积淀以及政府信用的隐性背书。当职业经理人团队以“市场化”名义获取高额薪酬时，小股东天然会追问：这笔薪酬所对应的价值，究竟有多大程度上来自高管个人的经营管理能力，又有多大程度来自银行本身的牌照红利与市场地位？在产业观察者看来，这种关切本质上是对国企属性与市场化运营如何平衡的审视。

其二，对薪酬改革方向的防范心理。 杭州银行在薪酬方案中提出了“参考外部薪酬水平、依据市场薪资行情、保持薪酬市场竞争力”的深化方向。这一措辞本身并无明显争议，但它直接触及了投资者对利润分配格局的敏感神经。在行业降本增效、净息差收窄的背景下，职业经理人团队维持在人均近250万元的薪酬水位，任何向更高市场化水平迈进的改革信号，都可能被解读为对股东利益的潜在挤压。

其三，监管语境下的合规意识觉醒。 此前，中央纪委官网曾刊文驳斥“金融精英论”“薪酬市场化”“西方看齐论”等论调，明确强调深化对金融、央企领域“四风”问题的认识，严肃查处罔顾党对金融工作、国有企业领导的问题。尽管杭州银行的薪酬制度本身已包含了延期支付和追索扣回等合规要素，但执行细节和考核指标的透明度不足，让小股东难以判断制度的公正性，进一步强化了谨慎投票的动机。

行业镜像：上市银行高管薪酬的“结构性阵痛”

事实上，杭州银行的薪酬争议并非孤例，而是上市银行薪酬制度演变的集体性标识。

全局趋势：降薪已成主旋律。 从2025年全行业数据来看，42家上市银行中，管理层总薪酬呈现整体下降态势，仅6家实现增长，36家出现下降，股份制银行与部分城商行的管理层总薪酬水平相对偏高，国有银行薪酬仍处于低位。

区域分化：城商行的“薪酬高地”争议。 在17家上市城商行中，杭州银行高管薪酬总额排第二，股份行民生银行、平安银行、招商银行在整体管理层年度薪酬总额榜单中居前列。董事长薪酬方面，2025年30家上市银行的董事长平均薪酬为130.85万元，杭州银行董事长76.25万元的薪酬水平远低于这一均值，处于城商行第13位。也就是说，杭州银行的矛盾表象并非“给治理层发了过高的钱”，而是“治理层被制度化限薪、管理层却维持较高市场水位”的制度设计落差。

同业参照：少数案例中的共识信号。 在A股市场，中小投资者对高管薪酬的关注度正在系统性地提升。2025年5月，青农商行2024年度股东会上，高管薪酬方案遭遇约7.2%的股东反对；重庆银行2023年度股东会上，中小股东对该项议案的反对率约6.8%。尽管反对率均未超过10%，但这一类趋势的持续走强表明，薪酬议题正日益成为资本表达意见的密集窗口。

合规之尺：监管红线与制度平衡的艰难博弈

杭州银行薪酬结构的争议，折射的不仅是资本利益与企业治理之间的张力，也触及了更底层的合规与制度逻辑。

自金融领域反腐与行业整肃持续深化以来，监管对于金融机构高管薪酬的态度越发明确。银保监会近年来多次强调健全银行业薪酬激励约束机制，要求薪酬与风险、业绩切实挂钩，同时建立延期支付和追索扣回制度。在薪酬“双轨制”的实际操作中，国资限薪与市场化定薪如何共生，正成为每一家国有控股银行必须面对的治理命题。

对杭州银行而言，其独特之处在于：这家银行同时处于国资管控的限薪范围与城商行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之中。既要遵守地方国企的薪酬纪律，又要在行业内保持对高级专业人才的吸引力和留存力——这种“既要守规矩、又要抢人才”的双重约束，使得薪酬设计成为一个高度考验治理智慧的系统工程。正是在这种制度缝隙中，双轨制应运而生，但也因其内在的不对等性而成为争议焦点。

悬问：告别精英论后的治理拐点

杭州银行的薪酬争议尘埃未定，但围绕其引发的深层次问题值得行业持续探讨。

一是行政约束与市场激励的边界何在？ 当前“一把手受限于行政薪酬红线、业务高管享受市场化待遇”的双轨结构，在短期确为一种务实折中，但长期来看，这种分割是否会导致治理层与业务执行层的价值取向背离？当“一把手”在薪酬层面“吃亏”却要承担银行终极经营责任时，治理结构的激励相容是否在实质上被削弱？

二是薪酬结构优化能否成为治理变革的突破口？ 2025年杭州银行高管整体薪酬总额2174.44万元，相较于2024年的2689.3万元已经下降了约19.1%，全行业绩仍在稳步增长。这组数据暗示了一个关键信号：降薪并不必然导致业绩恶化。如何在进一步压缩高管总薪酬的同时，维系关键业务岗位的人才竞争力，将是检验薪酬改革质量的试金石。

三是小股东监督权如何从“事后投票”走向“事中参与”？ 此次接近一成的小股东反对票，是杭州银行投资者治理参与意识觉醒的标志性节点。但当反对票表达仅限于事后表决时，其实效性终究有限。如何将小股东在薪酬制度制定过程中的参与时点提前、参与渠道拓宽，让利益相关方在制度起草阶段就能够表达诉求，或许比年底一次性的投票更能化解分歧、增进共识。

四是城商行“双轨制”薪酬是该向统一看齐，还是向分层优化演进？ 如果薪酬结构走向体制内行政化标准的统一拉平，职业经理人团队的激励机制可能会被削弱，不利于业务创新与战略执行；如果完全市场化放行，又会与国资监管要求形成制度冲突。分层分类设计——对不同岗位实行不同的薪酬决定机制，既尊重国有金融企业的合规底线，又为关键专业人才保持市场竞争力——或许是一条可行但并不简单的改革路径。

杭州银行这场小股东接近一成的反对票，虽然在形式上未能改变任何一项议案的结局，但它传递出的信号却清晰而深刻：在公司治理日益市场化、股东意识日趋强化的今天，任何关于薪酬分配的决策，都必须经得起资本与制度的双重审视。正如市场观察者所言，争议的本质是国企属性与市场化运营的平衡难题，小股东的高反对票并非否定合理激励，而是期待银行优化薪酬结构，让薪酬与贡献匹配、与股东收益真正挂钩。

对于杭州银行而言，这次“9.5%的提醒”既是一次治理审视的契机，也是一次转型跃升的路标。在金融行业整体迈向规范治理、回归审慎经营的宏观背景下，谁能率先完成薪酬结构的制度重塑，谁就能在这场行业拐点的竞逐中赢得更多的市场信任与资本支持。